第二个问题：20世纪中国史学最突出的成就是什么？按我的浅见，20世纪中国史学最突出的成就是关于中国通史的研究、认识和编撰。从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一文，提出撰写中国通史的设想，到1999年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12卷22册、约1200万字）全部出版，百年当中，中国史学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其间，章太炎、夏曾佑、陈黻宸、王桐龄、吕思勉、邓之诚、缪凤林、钱穆、周谷城、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郭沫若、尚钺、张舜徽、蔡美彪等以及其他许多史家，都为此做出了贡献。他们的著作，在历史观、方法论和表现形式上，不尽相同，甚至多有歧异，因此在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上亦自有差别。但是，这些著作在探索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揭示中华文明的世界意义方面，的确反映了20世纪中国史家所走过的艰难而光荣的历程。梁启超认为：“专门史多数成立，则普遍史较易致力，斯固然矣。虽然，普遍史并非由专门史丛集而成。作普遍史者须别具一种通识，超出各专门事项之外，而贯穴乎其间。”[62]范文澜更深感撰写通史的艰难，他指出：“局部性的研究愈益深入，综合性的通史也就愈有完好的可能。以局部性的深入来帮助综合性的提高，以综合性的提高来催促局部性的再深入，如此反复多次，庶几写出好的中国通史来。”[63]这些话，既说明了专史、断代史同通史的关系，也说明了通史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性。1999年4月25日，江泽民致信白寿彝，祝贺《中国通史》出版。他在信中指出：“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全民族的共同财富。全党全社会都应该重视对中国历史的学习，特别是要在青少年中普及中国历史的基本知识，以使他们学习掌握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牢固树立爱国主义精神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激励他们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奉献力量。我一直强调，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注重学习中国历史，高级干部尤其要带头这样做。领导干部应该读一读中国通史。这对于大家弄清楚我国历史的基本脉络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奋发图强的精神，增强唯物史观，丰富治国经验，都是很有好处的。”[64]这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观念和当前中国历史发展的背景，阐说了中国通史的重要性。要之，从总的估量来看，20世纪中国史学在其分支学科的许多领域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然而，我们还是应该看到，中国通史的研究和撰述，更能全面地阐明中国历史的进程、特点和规律，更能揭示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及世界意义，更能增强中国各族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凝聚力和对创造美好的历史前途的信心。因此，对于这一成就，我们应有充分的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