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把转变期的史学称为“新史学”，此前的史学称为“旧史学”，从中国史学发展的总相来看，是可以成立的。同时，作者又把“新史学”的产生和发展，划分为“史观派”与“史料派”，而全文则从政治、文化、学术去阐述这两派的来龙去脉及其代表人物。概括说来，作者从明、清更迭和康、雍、乾政治分析了政治形势变化对士人的影响，从清末经今文学的崛起说到梁启超、夏曾佑、崔适同“新史派”的发端，从“使中国史学完全脱离经学的羁绊而独立”的胡适说到“使释古派发展而与疑古派、考古派鼎足而三地成为中国转变期的新史学”的郭沫若，同时兼及郭沫若与陶希圣的异同等。周文高屋建瓴，写得浩荡畅达，勾勒出“新史学”的面貌及发展态势，显示出这一时期中国史学的活力。他在引用章炳麟所说“国之有史久远，则亡灭之难”等语后写道：“这位民族主义的史学家的话是会万古流传的。中国史学有其悠久的历史与光荣的地位，因之，我们可以相信中国也必然的会保持他的悠久的历史与光荣的地位！”[39]
历史已经证明，史学家的这种忧患意识是深沉的，史学家的这种信心也是有根据的。
齐文从近百年中西史学发展状况着眼，从“中国史学何以落了伍？”这个问题落笔，认为西方在政治、经济、学术思想方面都已走在中国前面，这是西方史学近百年来走在中国史学前面的根本原因。作者有感于此而撰成此文，而意在“从近百年来中西史学发展上来作对比”的论述，以勾勒出一些“大的趋势”。细读齐文，它是一篇近百年中国史学发展史的论纲，与此文论题相吻合。至于中西比较，则所论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