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之间争来争去的，全是这些无聊小事。但苏轼把这当成正事来做，自从跟程颐结下梁子以后，他就联合弟弟苏辙，对程颐兄弟“疾之如仇”，“极口诋之”，并借自己担任礼部尚书的工作之便，对程颐的工作“贬驳讥诋略尽”。
苏轼做礼部尚书还是很称职的，他对皇帝、皇后怎么坐车、怎么行礼的事很用心。
其实，礼是说不清讲不尽的。《齐东野语》对此有一个清醒的评价，说“礼家如聚讼，虽兄弟亦不容苟同”。大家各说各的理，吵个不停，“诸儒之论，不知其几”。比如在祭祀天地这个问题上，苏轼主张应该把天和地合起来一同祭祀，而苏辙则坚持应该先祭天，再祭地。兄弟俩各寻经典，把朝廷也弄糊涂了，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后来因为苏轼名气大，就听苏轼的，另外，把天地合起来祭祀也省点事。
可以看出，礼节的制定，主要看谁的嘴皮子好使，天性木讷的程颐在这方面明显处于下风，而苏轼则是驾轻就熟，他对程颐展开了无差别攻击，不分场合不论轻重，有时连其他大臣都看不下去了。有一天宰相苏颂对苏轼说：你对程颐有点过分了，不应该这样，如果你再这样下去，会让人瞧不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