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的野心,则是变法夭折的致命一击。据统计,晚清时期,中国男性受教育者只有百分之二十,远远低于日本;明治维新时,日本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所写的一本介绍西方的小册子,一年销售30万册,而同一时期,中国正在开展洋务运动,江南制造局编译的所有介绍西方的书籍、小册子,30年间只卖掉1.3万册。可见,在中国进行启蒙教育、宣传是多么必要。欲望是魔鬼。据《近代名人轶事录》记载,一次,梁鼎芬与章太炎谈论维新人物,梁鼎芬问:“康有为霸气纵横,不失为一佳士,惟深沉不可测,传其颇有做皇帝之野心,君识其人,亦谓可信否?”章太炎大笑,回答道:“君误矣,皇帝人人可做,康有为如仅图为皇帝,尚不足为异;最荒谬者,则其人竟妄想欲为教主也!”由此可知,康有为的野心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正因为康党野心太大,所以才上演了一出法华寺深夜策反袁世凯的闹剧,并最终葬送了戊戌变法。
戊戌事变发生后,慈禧太后甚至主动发出继续改革的信号:
前因中外积弊过深,不得不因时制宜,力加整顿。而小之徒,窃变法之说,为煽乱之谋。业经严拿惩治,以遏横流。至一切政治有关国计民生者,无论新旧,均须次第推行,不得因噎废食。……嗣后内外臣工,务当清白乃心,一化新旧之见。凡有建白,但期有裨时局,不得妄意揣摩,挟私攻讦。(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