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如何在一种地方性自我思考与提炼中寻求本生的知识与实践逻辑会有助于走出模板困境的流行追风恶流与病态行动逻辑。
（四）人性困境
当下学界在对社会管理创新的探讨中缺乏或者很少意识到人性困境的问题，而这一问题的意识反观与深入式思考对于深入理解形式主义困境、制度性困境以及模板困境助益至深。
此处所言及的人性并非广义的人性，而是聚焦于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以及受众群体。同时，这里的人性又主要意指中国人的人性。而有关中国人人性的探讨存在已久，并有了相当的成果。这里笔者并不打算一一列举，只是想强调中国人人性中的综合性矛盾情结。倘若聚焦于权力与权利视域，体制外的人会以诋毁体制内的权力为自我平衡的处方，同时，又在权利的享用范围中不知所措。官民的复杂矛盾心态贯穿着中国历史的脉络之中，及至今日，此种纠结在一种循环往复中将人性的困境植入各种可能之中。
父母官的官民关系在看似合乎情理之中却显示出官对民的暴力表征，对社会进行管理本身更应当呈现出一种服务情结而非由上至下的管理或者单向对话。而对社会进行管理创新的根本便在于回归到政府服务的角色上来，消除官民二元的病态区隔。官与民并非父母关系，也并非某种身份等级关系，而是一种处于平等地位的相互给予与辅助关系。但是，当社会管理创新的政治理念在体制内如火如荼地展开的时候，民众对此却少有知悉，甚至处于一种无知状态。而社会管理创新最终目的便在于回归到体制外，成为民众思想观念中的一种常态而非为官员或学界所专属的虚有词汇。由此，如何摆脱官民之分，限制人性深处的自我设定的等级区隔与边界将使得社会管理创新本身走出管理本身，进而回归到服务的本源中去。这也利于突破权力与权利的边界，从而消弭管理的单向性与不平等性，催生受众主动参与自我管理的主动性。